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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问题的深层是文化问题

生态问题的深层是文化问题


  生态文学是以自觉的生态意识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它把自然作为抒写对象,主张人与自然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强调人对自然的尊重,强调人的责任与担当。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生态文学除了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怎样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便是要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普里什文、屠格涅夫的作品不能算是生态文学,只能说是描绘自然的文学。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人还是处在中心的位置,大自然不过是背景。有人问起普里什文如何理解幸福?普里什文不加思索地回答:“所谓幸福,就是一枪准确地射中一只飞鸟。”尽管屠格涅夫在作品中对麦子、灌木丛、白桦树、扁角鹿、松鸦、黑熊的描绘是细致入微的,但其主题仍然是批判农奴制,而非为俄罗斯的自然请命。不过,这也无可厚非。因为同其他国家一样,19世纪的俄罗斯尚未暴露出严重的生态问题。何况在他们的狩猎故事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残酷和血淋淋的场面,而是对自然和野生动物的挚爱与亲情。

  同上述二者相比,加拿大作家莫厄特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作家,他对狩猎行为疾恶如仇。他的作品《与狼共舞》《被捕杀的困鲸》《鹿之民》《屠海》等充满强烈的生态意识。他以一己之力,几乎是独臂扭转了狼在公众面前的形象,使其从令人恐惧的恶魔变成了荒漠上的浪漫象征。

  生态文学所持的生态整体观——大地完整性——的主张,即不把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中心,不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并不意味生态文学蔑视或反人类。恰恰相反,生态的整体利益是人类的根本利益和最高价值。生态文学已经对人的言论、行为、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人类只有放弃或者矫正一些糟糕的行为,不把自己作为自然的中心,才有可能逐渐远离生态危机。

  莫厄特的作品对我的生态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至今,我的床头还摆放着他的《被捕杀的困鲸》。这本书时刻提醒着我,什么是生态文学作家的使命和责任。我的生态文学创作始于上世纪80年代,第一篇报告文学《秦岭大熊猫》发表在浩然担任主编的《北京文学》上,写的是大熊猫专家潘文石和吕植在秦岭深处研究大熊猫的故事。由于伐木的油锯轰鸣声不绝于耳,使得大熊猫栖息地整日不得安宁,竹子及其他植物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潘文石和吕植奔走呼号,甚至惊动了中南海。在舆论压力下,当时以采伐木材为主的长青林业局被迫停产。后来,我又创作了《遥远的虎啸》,也是发表在《北京文学》上。这篇作品记述了民间寻虎人吴德崇经历种种曲折和磨难寻找华南虎的过程。同时,也向社会发出了华南虎面临危机的信号。回头来看,自己那一时期的作品,生态呐喊和生态警醒的居多。

  进入21世纪,人类的行为开始变得理智起来。随着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为代表的一批生态建设工程的实施,中国人对待自然的态度发生了重要变化。乱砍滥伐和乱捕滥猎已经成为可耻的事情,没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非法伐木和猎杀野生动物了。由于工作关系,我有幸参与和见证了一些重大生态工程的建设过程,而作为一个生态文学作家,使命和责任要求我必须把这一切记录下来。于是,便又相继创作了报告文学《共和国:退耕还林》《告别伐木时代》《大兴安岭时间》等。

  近几年,在创作《一种精神》《乌梁素海》《油茶时代》《薇甘菊》《粒粒饱满》等作品的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生态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不是管理问题,甚至也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深层的文化问题。这就要求,生态文学必须回到本源去——进入人的内心。我们心中的道德律所起的作用,我们对自然的敬畏和尊重,我们对于发展的巅峰到底是什么的重新审视和思考,是生态文学万万不能忽略的。

  克服现代化的轻率和功利,将生态意识和自然伦理精神深深地嵌入到我们民族文化中,把生态文明的种子播入每个人的内心。或许,生态文学的使命和责任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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